开启增长范式的“零碳变革”——从顶层设计看懂“1+N体系”

2021年11月1日
文章来源:商道纵横
如何理解“1+N体系”:描绘了未来40年系统性变革方向,提供了确定性之锚 ● 分层级:“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

如何理解“1+N体系”:描绘了未来40年系统性变革方向,提供了确定性之锚

● 分层级:“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是1,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是全局性的双碳OKR;“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简称“方案”)就是碳达峰阶段的N,是指导各地区、各行业对齐OKR的总体方案和行动指南。

值得说明的是,后续会有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具体方案,可看作在解决具体领域碳达峰的具体行动,即n1,n2….所以更准确的描述是“1+N+n1,n2…”。

● 分阶段:碳达峰与碳中和一脉相承。“意见”以终为始,描绘了完整双碳蓝图;“方案”则聚焦碳达峰目标,提出了“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总体部署和阶段目标,用“十大任务”明确了各部门分工、重点工作和具体指标。

● 系统性变革与确定性之锚:如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所言:经常被问到,未来10年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很少被问到,未来10年什么是不变的?贝索斯说,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更重要。

对于政府规划、企业战略而言,其实两个问题其实都很重要。“1+N体系”恰好描绘了未来40年零碳转型这场系统性变革的蓝图,而碳达峰碳中和两个物理性指标,可以视为新增长范式的确定性之锚。


01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用绿色发展解决气候问题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自打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到2021年发布“1+N体系”,可以见证中国从“自发参与”到“自觉行动”的转变历程。“1+N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方案”的雄心与自信,也标志着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拥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

多年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长期采用“单纯问题导向”,制造了发展与治理的对立,很难形成社会共识。气候谈判谈了很多年,斗争大于合作,少有实质进展。以前谈论碳减排,公众最熟悉的叙事总绕不开“发展权之争”,甚至是阴谋论——现在这些争论终于可以翻篇了:“1+N体系”已将脱碳措施内化在“绿色发展”中了。

“1+N”的主线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仅是为了履行巴黎协定下的自主减排承诺);

另一方面,要依靠高质量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气候问题不能简单当做环境问题,不单纯靠节能减排,也不能指望某一种技术措施,需要通过发展范式的变革而实现“零碳转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以问题为导向 VS 以发展为导向

技术推动的发展变革中,问题涌现的时代也往往孕育了对策的种子(反之亦然)。19世纪铁路不仅带动了城市的发展,马车数量增长也让伦敦遭遇马粪危机——随着冒着热气的马粪在街角越堆越高,伦敦的《泰晤士报》预计到1950年,这些马粪就能将整座城市埋在2.7米之下。然而等不到人们想出对策,20世纪初汽车的普及就让马车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埋下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种子)。

如德鲁克所言,取得成果要靠挖掘机会,而不是靠解决问题。“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如果还不够,就在更高质量的发展中解决)”——过去40年得出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如何用发展解决问题?

简单说就是“一切朝前看”——如果只管当下、只看问题,必然存在取舍,逃不脱零和博弈的困局——而发展的逻辑恰恰是“正和博弈”。通过建立碳中和共识、加速发展关键技术、培育关键产业,能在做大蛋糕同时完成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2011年以来,中国开展了广泛多样的低碳试点,随着产业升级、能源革命成果涌现,证明“基于问题的发展导向”不仅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也在绿色发展中摆脱化石能源依赖、形成新经济增长范式。

点亮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当下迫切需要通过零碳转型打破资源驱动瓶颈,释放新技术潜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回顾历史,无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以电力系统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经历了“技术驱动为发端”到“资源驱动为瓶颈”的周期。零碳转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打破“化石资源驱动”的增长范式,找回“技术驱动”的原力。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成果持续涌现,数据和算力的爆发、新材料研发与应用加速,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日益具有经济吸引力——中国恰好已经站在这场范式转移探索的前沿——“很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

仅从“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角度,中国也需要尽快将新能源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根据IEA发布的“关键金属与能源清洁转型报告”,中国在能源清洁转型所依赖的各种关键金属的开采、加工环节都占据优势地位。不仅能扭转化石能源时代的被动局面,也可以通过“绿色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交付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打开全球气候治理困局,释放巨大的正外部性。


02 看懂零碳转型的坐标系:三大指标指引+构建两大体系

如同造新能源汽车,先要有新能源,其次要有让车跑起来的动力系统。在“意见”中,前者是“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体系”,后者就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如何用目标指引两大体系构建?

在目标中有三项关键指标:

  • 单位GDP能耗降幅;
  • 单位GDP碳排放降幅;
  • 非化石能源消费量比重。

● 从指标构成来看,单位GDP能耗和碳强度是考核性指标,保持了“十三五”时期能耗双控和绿色发展的一贯要求,是对成果的综合要求,兼顾能效与碳效;最重要的新增目标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首次从能源部门层面提升至全社会层面,也是“意见”关于2060年的唯一量化目标),意味着“能源革命”在双碳任务中处于核心驱动力。

● 从指标数值来看,“十四五”时期能耗和碳强度下降目标与“十三五”时期相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的目标值更值得关注:

✔️ 目标提高:“方案”中2025年目标为20%,2030年目标为25%——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相比,“方案”同期目标高了5%。“意见”为2060年设定的目标是80%以上,高于此前预计的75%——考虑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比例上限,2060目标意味着电力系统中非化石能源电量占比应达到90%以上,足见任务艰巨。

✔️ 速度加快:与十三五时期相比(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从12%提升至15%的目标,年均增速4.6%),十四五时期需要提速——从15%提升到20%,年均增速5.9%。从非化石能源消费长期增长幅度看,2060年目标意味着从十四五时期开始,要以年均4.3%的增长率维持40年(折算成可再生电力,相当于每年要新增2座三峡电站的规模,并持续40年)。

03 打造零碳转型的新引擎:为什么仅仅节能减排还不够?

过去40年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效提升等节能减排手段,有效实现了碳强度下降(如下图,1978~2018年间,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效提升降碳作用(-79%)明显高于能源结构调整(-13%))。但随着服务业比重已经达到过半、中高速增长周期换挡,传统节能减排方式的减碳潜力已接近天花板。


(1978-2018年间4项指标的累积决定因素效应)

就像燃油汽车能效榨干时,新能源汽车会加快登上历史舞台。2010年以来,不仅风电光伏接近对火电的平价替代,中国在风电光伏和储能全产业链已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正需要“能源革命”提升行业质量、争取更大发展空间。

尽管“节流”与“开源”同样重要,但“1+N体系”将非化石能源消费量比重作为贯穿3060的指标,表明“能源革命”正在接棒“节能减排”,成为“零碳转型”的新引擎:

● 一方面,能源行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中国CO2排放绝大部分来自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其中仅电力和热力的CO2排放就占全国40%以上;

● 其次,仅靠节能并不能降低碳排放总量:以火电为例,过去通过发展高效大机组,中国不仅拥有了领先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技术体系,将中国燃煤发电平均效率自 2000年的 30%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39%,成为全球效率最高的燃煤机组之一,同时中国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自 2000 年的 222 吉瓦到 2018 年的 1007 吉瓦,增长超过四倍,导致“高碳锁定”和“资产搁浅”的两难处境的风险持续升高。

04 抓住迫在眉睫的节点:碳达峰阶段四个关键拐点

“能源体系”和“经济体系”是贯穿碳达峰碳中和“一张蓝图的两大体系”,但碳达峰与碳中和阶段性任务是有区别的:碳中和是包含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在内的净零碳排放,但碳达峰阶段是CO2排放达到峰值(“意见”中提出控制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排放,在“方案”中并没有出现)。

根据对“意见”和“方案”,确保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十五五”时期需要实现4个关键拐点:

● 全国范围看,需要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量达峰(“十四五”煤炭消费量达峰,“十五五”煤炭消费量要逐步减少;石油消费“十五五”进入峰值平台期);

● 从行业目标看,工业部门重点行业需要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 从区域发展看,城市建筑部门需要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下面根据“意见”和“方案”,简单分析4大拐点如何实现:

煤炭消费量达峰

按照先立后破原则,将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逐步替代煤炭消费。根据“方案”目标,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kW以上(相比2020年底规模要增加1倍多);“十四五”、“十五五”时期分别新增水电装机容量0.4亿kW——10年间新增可再生电力装机规模相当于2020年总装机规模的35%(2020年底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22亿,其中水电3.4亿kW,风电装机2.8亿kW,光伏2.5亿kW)——“电力低碳化+用能电气化”是实现碳达峰全局的关键保障。

如何实现石油消费量达峰

石油下游主要两类产品:汽柴油燃料,以及三烯三苯等化工原料。直接抓手是控制炼化行业新建扩建规模、推进天然气和轻烃替代石油;间接抓手下游需求结构调整,包括加快交通运输系统向铁路航运转移、居民出行向绿色交通方式转移,从而降低燃油消费增速;可以预见石化行业原材料和产品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原料中原油比例下降,下游产品中汽柴油比例下降。

如何开展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一方面,重点行业将进一步控制规模(钢铁、有色、建材和石化行业是“方案”点名的重点行业);

另一方面,加快工业能耗结构调整,包括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提升工业电气化水平(提升电能占工业能源消费比重)。结合新增可再生发电规模、电力部门的低碳化进度,大部分行业都可以通过“提升电能占比+参与绿色电力交易”,实现单位能耗的碳强度大幅下降。此外,方案中也多次重点强调了园区在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利用领域要有所作为,将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

如何开展城市建筑碳达峰行动

相比过去40年高歌猛进的城镇化,今后城市建筑部门会更“内卷化”——围绕存量建筑绿色化做文章。比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供暖以及深度电气化。建筑部门是目前电气化水平最高的部门(2017年为37%),也是未来提升潜力最大的部门(预计2030年可以达到50%)。在电力整体低碳化的趋势下,推动建筑电气系统改造(例如光储直柔)、发展光伏一体化建筑、新型装配式建筑会成为建筑碳达峰的重要路径。

此外,读懂“方案”,也能纠正一个常见误解:碳达峰阶段能否利用碳汇抵消?

● 根据“方案”,增加碳汇能力和控制CO2排放是彼此独立的任务。在考核时,地区碳汇能力并不能抵消其CO2控制指标。例如,对于森林覆盖率很高的生态资源富集区,从区域口径看可能已经实现碳中和了(每年CO2排放量可以被当年碳汇增加量抵消),但碳达峰阶段考核只看地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成果,看三大指标是否完成。因此,在各级政府和企业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时,应准确把握碳达峰阶段任务——实现能源体系与经济发展的CO2脱钩,没有捷径可走。

05 把握“企业公民”的历史机遇:为什么“1+N体系”值得每个企业管理者关注?

● 企业公民的“全民行动”:在“方案”十大行动中,第九项是“绿色低碳全新行动”——首次将“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参与气候治理的理念提出。

方案对相关企业提出了“保守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要控制并减少自身碳排放。例如,对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提出了要求,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也对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提出要求,需要定期披露碳排放信息;作为社会监督机制,行业协会也需要充分发挥作用。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全民行动”到“经济政策”,字里行间都在召唤“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关注自身经营活动的碳足迹,也积极投入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开发,帮助客户甚至社会降低碳排放。

● “完善经济政策”有助于市场激励“履行积极企业社会责任”:

“方案”提出了包括税收政策配套、绿色电价配套、绿色金融支持,“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以及“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上述经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导向——区分经济要素的碳排放特征,实现正外部性的市场内在激励。例如,绿色电力将区别于一般电力定价、ESG优质标的也会区别于一般公司、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低碳技术也能重获追捧。

从全球范围经验看,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开始主动参与气候治理,将“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巴黎协定以来,各界共同行动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即便沉积已久的传统行业也开始出现“存量更新”的新需求。例如,黑石收购芝加哥地标建筑希尔斯百货大厦,斥资5亿元对大厦进行翻新,实现了100%利用可再生能源,既降低了运营成本,也让更新后的商业系综合体空间租金拥有了绿色溢价。

不难预见,未来40年的零碳转型,将产生大量微观机会、向市场释放新的增长动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增长源自创新的“零碳解决方案”——时代终将成就那些被市场选中的企业。

或许就像这么句谚语:“If you don’t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you are probably on the menu. ”

面对正在进行的“零碳变革”,企业管理者如不尽快从中找到企业的定位,不仅可能错过新增长范式的红利,更可能像前几年无视特斯拉崛起的传统车企,最终发现无法留在原地。